搞清楚没有？上高速看见别人都和自己反向相反，还说是别人在逆行，那真正是说反了。

中华文化的根差点都让挖断了，居然还不知道这有多可怕……

还好，是极少数，多数人都是清醒的。

所以世界语推不开，也幸好世界语推不开。太无知，太可憎。

为什么？世界观有问题呗。

你何止病态，还是个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的货。天天絮絮叨叨要推广中国文化，但一不用毛笔，二不用驿站，却用西方人发明的电脑和网络意淫！

中国人学习外语就是卖国，美国人学习汉语是不是卖国？法国人学习德语是不是卖国？英国人学习韩语是不是卖国？日本人学习俄语是不是卖国？大家都不要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都闭关锁国，不要相互来往交流？你是大清穿越过来的吗？

他说：“但这个清明怎么又与扫墓联系在了一起呢？这就是北方农业起源的问题。大家看到北方坟墓一般都在田地中间（欧洲习惯在庭院中间）；开始并没有田地，坟墓自然在荒野之中。因为古人视死如生，对故去的先人也当活人对待，选采集的上好颗粒撒于坟前祭拜，想到先人要喝汤水，也备有汤水，而且认为坟墓就是先人的家，也会不断拔草培土，结果发现坟边的粒食植物长的格外好，以为先人在天之灵的佑护（今天我们叫选择优良品种、农田灌溉、田间管理等）；久而久之坟墓周围的种植的土地不断扩大起来，形成了以坟墓为中心的田地农业。”

这说法我真是闻所未闻，这都不是世间罕有了，应该就独此一家！奇葩中的奇葩！

上面这无知的见解也就罢了，关键他又来了下面这样一句，真是让我火冒三丈，忍无可忍！

他又说：“在古代凡是religio邪乎的地方农业和园艺就发达，因为他们的极端敬神促进了种子的精选和用心去栽培。我们religio不发达，古代几乎没有先进的农业和园艺，大部分食用植物都是引进而来”

这TM不是又再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吗？！中国自古以来就强于农业，正因为的农业水平高，古代中国的人口的社会财富才一直远远高于西方，怎么到王天义这朵奇葩的口中就成古代西方的农业发达，反而我们的农业不先进了？！

这王天义是不是脑子有病！上次就说中国秦朝的郡县制、驰道、法家思想，甚至连建长城的想法都不是自己的，而是从古波斯引进的……

真TM什么狗P玩意！这王天义觉得中国啥都不行，啥好东西都是起源于西方和中亚，那这货赶紧投胎到西方或中亚去呀！十足的垃圾！无耻狗汉奸！

那么世界语要生存，要发展壮大，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呢？如果语言不是“多元”的，而是“大鱼吃小鱼”，最后都统一了，世界语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自然，如果没有“多元”的语言环境，世界语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因为世界语目前的定位是做为辅助语言存在的。

因此，王天义才会多次表达‘民族语（孔子学院）是顽石（绊脚石）’的看法，黄银宝才认为‘汉语没有覆盖全球的可能’，一些世界语者和同情者才会把普通话推广和国际中文推广称为_民_粹_主_义和_民_族_主_义——这是内心对“‘多元’性可能消失”有多抵触呀！

所以，世界语的生存逻辑天然就是支持语言“多元”，反对去“多元”！

然而问题就来了——未来的“世界大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全人类都只说同一种语言？还是像现在一样，各是各的语言，但有一种或几种语言可以做为中间辅助交流的语言呢？如果世界语者和同情者说想要的是后一种“世界大同”，那么，它和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况又有没多大区别呢？这种和现在没有多少区别的“世界大同”的意义在哪儿呢？

如果世界语的生存逻辑天然就不会赞同和支持国家的推普和国际中文推广的大政方针，那么世界语者的这种“世界大同”理想究竟是想干什么？

　　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年-1985年）曾经有“三驾马车”，分别是吴玉章（1966年去世）、胡愈之、叶簌士，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目标就是通过简化汉字和推行汉语拼音，逐渐过渡，最终实现汉字拼音化。（参考文章《胡……一锤定音：废止“二简字”！》）

　　198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后，汉字拼音化道路结束。

　　胡绳先生在（《叶籁士文集》）序言中说，叶籁士倾毕生心力于两件事业，即文字改革和世界语运动。这两件事业在中国有极其特殊的关系，谓之“孪生”，实不为过。世界语兴起在先，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曾通令全国师范列为必修课。三十年代上海“左联”有个小兄弟“语联”，胡愈之、叶籁士是骨干，“语”是世界语，但它的中国信徒都天然主张汉字改革，认为这是人类语文大同理想在中国的初级阶段。由此立场来看，胡适的“文学革命”实在不过是表面文章。（1985年以后）……叶籁士的最后心事只有世界语。（参考网《叶籁士孪生两事业》。）

相关历史印记：

　　1931年，在海参威举办了第一次中国汉字拉丁化大会，确定的汉字改革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后来，胡愈之在其《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中曾写到：“秋白是拉丁化北方话方案的最早创造者，他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开山老祖。单就这一件事，就教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他。”

　　1934年，上海文化界人士胡愈之等发起讨论提倡“大众语”，上海世界语者叶籁士等在讨论中介绍拉丁化新文字，认为是书写大众语、普及群众文化科学知识的最好工具。

　　1935年12月，由胡愈之等参加的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发表被称为“拉丁化文字运动的革命宣言”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使它（拉丁化新文字）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1983年，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学家曾性初发表《汉字好学好用证》一文，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汉字的一言堂的局面。所谓“一言堂”的观点，就是“ 汉字笔画繁、字数多，难学、难认、难记、难读、难写、难用”。而曾教授却认为笔画多的字，虽然书写时多费一点时间，但是因为线索（冗余信息）多反而较易辨认。《教育研究》分两期连载了《汉字好学好用证》之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说是“轰动效应”也不为过分。后来，1985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不再提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了，这同曾性初发表的《汉字好学好用证》，有着重要的关系。

要知道，曾经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有“三驾马车”，分别是胡愈之、叶簌士、吴玉章，只不过吴玉章去世的早，早在1966年就不在了。而胡愈之、叶簌士一直都有废除汉字的想法，这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最初目标就是为废除汉字寻找和研究替代方案，这也是人尽皆知的历史。

进一步了解还会发现，不仅是胡愈之、叶簌士这两位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开创者，其他为全国世协初期建设出了力的人，都曾经是或一直是废除汉字的坚定拥护者，例如巴金就是1934年发表的《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呼吁加快废除汉字的联名签字人之一。

实际上，吴稚晖、周有光等人都曾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或书中详细介绍了他们废除汉字的计划。例如，周有光就在其《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中设计了废除汉字“三步走”的规划。

虽然，胡愈之、叶簌士没有将他们在中国推广世界语与废除汉字的关系明讲出来，但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从钱玄同、吴稚晖、刘师培这些人开始，他们那一代人在中国推世界语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真正为了实现世界大同，而是为了废除汉字，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实。（难道当时要跟列强，跟帝国主义去搞大同？显然，那些年代搞世界大同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直到现在都非常难！）

万幸的是，中华民族出了一批以曾性初、王选、王永民为代表的能人，最终在Z总理拍板下，才让废除汉字的运动无法在明面上继续涌动。

所以，理清这些历史线索之后，我就很替你们这些世界语者感到不值，你们将自己的大半生都耗在这件事上，却完全蒙在谷里，这事的起因跟“世界大同”实际根本没有太大关系，纯粹就是为了废除汉字！“实现世界大同”不过是这事的一个噱头罢了！

真是的！你们这些世界语者在没有真正了解那些年代为什么在中国推世界语的情况下，被骗进世界语的这个大坑中，真是太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