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什么我要以“胡适与世界语”为标题呢？

其实有段时间以来，我总觉得，世界语这一理想，和胡适当年的理想，有些相似。

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及其后来的历史所见，胡适当年的理想是按其老师的实验主义理论对社会进行改造，使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他这一理想其实很宏大，但在整个社会中属于极少数，这与世界语的理想何其相似。

然而，少数之所以总是少数，而不能发展为多数，只能说明，所持的理想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1948年，我党给胡适去信，积极对其进行争取，但其回信，建议我党通过民主选举竞选为中国第二大党，参与国家治理。讲的好似我党没有尝试过合作，没有发生过数次被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用枪口对待的那些历史事件一样！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蒋介石表面上送挽联称胡适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然，私下里却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乃除了障碍也 。”

终究，胡适的理想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痴心妄想罢了，与现实的世界何干？

正如世界语的理想，越是在俄乌、俄罗斯与北约这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上，越是能表现出其无用，甚至还有一些虚伪！

难道不是吗？！世界语的理想不正是为了解决俄乌、俄罗斯与北约这类冲突的吗？但当真正遇到这些的时候，有是怎样的表现呢？！